「其實電影有很多可能，許多人也都拍了，也都很好，但就差一點點穿透力；我覺得侯導就是在這個能力上，有這個穿透力！如果可以穿透出這個傳統，把他活著當下能夠穿透出來的話，他就會有所不同。」——朱天文《悲情城市》編劇
政經社會影響（二）
台灣電影歷程（政治的影響）
興衰成敗（82年—87年）
1982年，中央電影公司在楊德昌、柯一正和張毅等三位新生代導演的參與，共同合作構想小成本電影的拍攝，再經由明驥及小野的努力之下，拍成四段式集錦電影《光陰的故事》。本片開啟了解析社會真實現象，並關懷大眾現實生活和共同記憶，因而普遍被認為是台灣新電影的首部作品。該片的創作者均成為後來新電影的重要成員，影片的自然寫實風格與文學表現特質，象徵了「新電影」與「舊電影」之間的差別。
隨後，陳坤厚、侯孝賢、萬仁和王童等台灣新生代電影導演開始根據運動所引起的共鳴，陸續製作合乎期望的寫實作品，掀起了寫實電影的潮流。此時，強調電影的嚴肅性和學術性的藝術電影，亦已逐漸傳入台灣，縱使這些意識未必與「中國影評人協會」的「觀眾電影」理念雷同。1983年，三位新生代導演執導的三段式集錦電影《兒子的大玩偶》，因上映前的「削蘋果事件」而引起過輿論界一陣批評聲浪，事件普遍被視為「新電影」與「舊電影」、以及「新生代導演」與「中國影評人協會」的一場意識形態之爭。前者，把爭議搬上輿論空間，尋求仲裁；後者，則利用黑函提出檢舉，傳達質疑。
最終影片逃過了被刪剪的命運，創作理念得以完整保全，為新電影奠定了往後的主題及方向。但是，由於少數拙劣混跡者的不成熟濫用，部份影片有著過度的自溺情調，因此新電影的品質良莠不齊，新電影漸漸失利於票房，最終迅速消退。不過，新電影在當時台灣市場環境影響下雖飽受猛烈批評，票房亦慘遭冷落，但新電影卻是大受國際影展與各國藝術電影市場上的歡迎，榮獲無數獎項。
1986年11月6日，楊德昌在台北市家中舉行他40歲生日聚會時，發表了「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亦稱為「另一種電影」宣言）的論述，正式表達對當時的電影政策、大眾傳媒和影評體系提出強烈的質疑，其震憾性的言論就如宣告新電影的「死亡」一般。一般而言，這五十位新電影工作者與文化人所草擬發表的「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可以視為新電影的結束，以及追求下一個過程的「另一種電影」的開始。
1987年7月15日，政府宣布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允許台灣民眾前往大陸探親，海峽兩岸的政治關係趨於緩和。另外，隨著黨外運動的興起，台灣社會逐漸從壓迫中解放出來，配合黨禁（結社自由）和報禁（新聞自由）的陸續解禁，整體而言，社會已沒有過往般的嚴肅氣氛了。
多元創作（88年—96年）
1988年1月，台灣本省籍的李登輝繼任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國國民黨主席後，逐漸將威權統治社會的作風瓦解，完全改變台灣歷史。當時，台灣電影在市場上雖然持續不振，但從新電影出身的導演和編劇，已經將觸角伸向過去禁忌的題材，回顧探討台灣近代歷史與個人記憶。
1989年，屬於新電影運動參與者的侯孝賢，憑著《悲情城市》獲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的殊榮，亦是首部榮獲世界級三大影展的台灣電影。影片劇情描述九份地區林氏大戶的家庭成員，從「日治時期」歷經「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階段，具體而微地反映台灣近代歷史的記憶，最為令人津津樂道。此後，台灣電影在題材創作上，終於達到不受意識形態限制的充分自由，正式邁入多元化時代 。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於1947年2月底發生的大規模民眾反抗政府事件，以及3月至5月間國民政府派遣軍隊鎮壓屠殺臺灣人民、捕殺臺籍菁英事件。其中包括民眾與政府的衝突、軍警鎮壓平民、當地人對外省人的攻擊，以及臺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等等情事。該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發生在臺北市的一件私菸查緝血案而引爆衝突，觸發2月28日發生臺北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廟對面天馬茶房前，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寡婦林江邁正在販賣私菸，查緝員於是沒收林婦所有販賣的香菸，以及身上所有的錢財。林婦表示生活困難，苦苦哀求至少歸還其錢財、以及其餘經過合法繳稅的公菸，但查緝員堅持全部沒收。而林婦的糾纏讓查緝員心生不耐，同時紛擾也吸引越來越多的民眾圍觀，使查緝員大為緊張，情急之下林婦被葉得根以槍托擊傷頭部，頓時血流如注，滿臉是血昏迷倒地。圍觀民眾目睹此景後，憤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逃到永樂町（今西寧北路）開槍示警，卻擊傷了在自家門口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胸部中彈，送醫次日死亡。隨後查緝員逃至永樂町派出所，再被護送轉移至中山堂旁的警察總局。激憤的群眾六、七百人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總局，要求警方懲兇，卻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1947年2月28日，憤怒的臺北市民包圍專賣局並焚毀菸酒。 由於緝菸血案未獲解決，於是隔天2月28日，積怨已深的市民群體展開罷工、罷市，大小商店紛起響應相繼關門。民心憤慨，全市騷動。憤怒的市民前往包圍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進行抗議，並要求專賣局分局長下臺負責。民眾並將專賣局內堆存的香菸、酒類等物搬出並予以焚毀。數千名群眾集結於長官公署門口示威請願，過程中公署衛兵無預警向市民開槍掃射，當場造成許多民眾死傷，使得民眾的情緒更為憤慨。公署衛兵開槍事件後，局勢急遽惡化，民眾從此開始轉往毆打外省人。在群眾抗議中，經商的外省人、公務員及其眷屬、來臺旅行者受到報復。此時並發生民眾遷怒濫施報復外省人事端。警備總部見情況險峻，於是緊急發布臨時戒嚴令，並派遣武裝軍警掃蕩臺北市區，開槍掃射民眾。在本町、臺北車站、永樂町、萬華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無端挨打。
根據傳聞，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癱瘓。至此，一年多來臺灣人民的積怨，再加上臺灣省行政長官的處理不當，終於從3月1日起爆發了蔓延臺灣全島的反政府行為。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成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爆發自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來因貪腐失政導致民不聊生所累積的民怨，引發軍民衝突以及省籍對抗。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臺灣，國民政府由中國大陸增援軍隊抵臺鎮壓屠殺與實施清鄉。此事件造成許多傷亡，數字眾說紛紜，而各方統計的死亡人數，由數百人、數千人、一萬餘人，至數萬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發生原因極為錯綜複雜，首先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軍政人員，甫經歷中日戰爭，對舉目皆是日本風格的臺灣感到適應不良，進而生起排斥歧視的心態，並時常對臺灣人抱持著優越感，以征服者、勝利者自居，對待人民驕縱專橫。而長期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人民，對於相對落後的中國社會現況、法治觀念、衛生條件、生活習慣等缺乏瞭解，導致由原本的滿懷期望轉變成深感失望。當時統治臺灣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臺政策錯誤、官民關係惡劣、軍隊紀律不良、官員貪污腐敗。在經濟方面，政府一手壟斷並管制物資買賣、濫印鈔票並掏空民生物資，導致惡性通貨膨脹、民眾失業，臺灣經濟巨幅倒退，終至民不聊生。
事件發生後，情治單位得到陳儀授權進行「反間工作」，組織「忠義服務隊」，利用黑道流氓在臺灣各地製造混亂、燒殺擄掠、毆打外省人以擴大事端，製造中央派兵藉口 。國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和緩後又擴大鎮壓屠殺、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並且長期拒絕面對真相及承認錯誤，使二二八事件影響臺灣長達數十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當時與臺灣獨立運動無關，當時幾乎沒有臺獨的倡議，但是當政的國民政府以「陰謀叛亂」、「鼓動暴亂」、「臺灣獨立」、「陰謀叛國」、「臺灣人與共黨合作」等為由鎮壓，也以藉口捕殺懷抱強烈祖國認同的臺灣人，使臺灣人的祖國夢碎，二二八事件也因此成為後來臺灣獨立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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