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人把電影當作娛樂看待，少部分懂得欣賞好電影，當作一次開眼界、思考與閱讀經驗。極少數能稱為電影創作者的人則將每次創作視為作品。對待態度不同，自然拿出手的重量不同。當然，這與能力、眼光與天份也有相關。通常作品會直接反映創作者內在，沒有內涵也強求不了有深度的創作，就如同“什麼人玩什麼鳥”那句話一樣意思。
一部好電影，值得賞析與評論。不是好電影，不值得花時間細思也沒內容可以分析，因為言之無物。至於怎麼評論，每個人做法不同。但在網路世界的做法，絕大多數都像心得報告，鮮少有深入剖析。隨著時代進步，人心粗了，大家忙與盲，只瀏覽標題，不看內容。所以有類似三分鐘講完一部電影之流的評論，這不僅代表寫者無心無力，也點破該電影的內容匱乏。若是要這麼簡易道破一部電影，絕大多數好萊塢電影，都能用一句話就講完主旨，這當然與它的敘事公式有關。
好電影特質之一就是能從故事中見到時代，能夠從該電影的時空背景看見政經社會，無論戲裡戲外都是。電影故事有其時空背景，電影之外也有其當代時空。有人會借古諷今，有人直視當代，我們都能藉由電影去暸解，解析過去或當代的政經社會，這只是電影評論選項之一。電影角色間的關係與對應，若是深入解析也能寫成一篇論文。
一篇評論不只是書寫之人的觀點、見解，還能包含各方資料收集，透過系統性整理，假以時日才完成一份尚可知曉創作者與作品厚度的粗淺解析。這次試圖以較深入方式剖析影史百大華語電影第一名的悲情城市，該電影離上映年代已經三十一個年頭，各種精闢分析早比比皆是，各方厲害的評論者也都提出自身精彩論點。這次整理只是對這部重量級電影再做一次梳理，只算是粗淺試筆，也讓凝視讀者有機會深入認識這部留名電影歷史的華語電影。已看過的或許能找到更能切入角度，沒看過的能藉此更快深入電影當中。這部電影會以數個章節評論，由於細節較多，內容較長，不作標題式與心得充數，有耐心觀看的人可能寥寥可數，就當作編者自娛娛人的書寫。
政經社會影響（一）
《悲情城市》，是一部1989年發行，由侯孝賢執導反映台灣歷史爭議「二二八事件」的電影。上映前由於劇情涉及到台灣政治最敏感的「二二八事件」爭議，直接挑戰當時台灣社會的禁忌話題，引起各界矚目。
影片先行參加義大利第46屆威尼斯影展並榮獲最佳影片「金獅獎」的殊榮，成為首部在世界級三大影展內榮獲首獎的台灣電影，讓世界看見台灣電影，據信這是影片未遭禁演或刪剪的理由。
上映後，引起非常熱烈的迴響及討論，除了報章雜誌報導外，也出現各方的研究討論。另外帶起拍攝場景九份的第二次繁榮。
金馬獎鎩羽
民國78年第26屆金馬獎，《悲情城市》挾當年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之盛名來勢洶洶，會前一致看好一面倒之聲勢，提名與關錦鵬導演的《三個女人的故事》形成拉距戰，結果《悲情城市》僅得導演與男主角二大獎。而《三個女人的故事》一舉拿下最佳影片．女主角．原著劇本．攝影等共8項獎，創下大會26年來得獎紀錄。
《三個女人的故事》拿下金馬奬最佳影片，讓關錦鵬耿耿於懷，他說 “《三個女人的故事》我拍得不好，但是當年金馬奬評審有兩幫人，一幫是擁侯的，一幫是反侯的，結果《三個女人的故事》就得了最佳影片。”
有人認為《悲情城市》因為故事主題敏感．應是當年的評審有人具有國民黨籍，才無法拿下最大獎，但是無損該片的成就。除威尼斯影展金獅獎．金馬獎外，尚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道獎、香港金像獎十大華語片、日本電影旬報十大外語片獎座．
政治社會情形
戒嚴時期
《臺灣省戒嚴令》，正式名稱為《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號》，是中華民國臺灣省政府主席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陳誠於1949年5月19日頒布的戒嚴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零時起在臺灣省全境實施戒嚴，至1987年由總統蔣經國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嚴為止，共持續38年又56天之久。在臺灣歷史上，此戒嚴令實行的時期又被稱為「戒嚴時代」或「戒嚴時期」。
影響
頒布戒嚴令是影響台灣社會發展的重要歷史事件。依據《戒嚴法》規定：「在宣布戒嚴期間，由戒嚴地域的最高司令官掌管行政事務及司法事務」，政府為便利戰時管理而在國共內戰期間執行，人民自由與基本人權，包括集會、結社、言論、出版、旅遊等權利被限縮，即所謂黨禁、報禁、海禁、出口旅遊禁等，在此段時期言論自由受到普遍限制。
政府用相關法令條文對共產黨人、政治上持異議人士（多為黨外人士）進行逮捕、軍法審判、關押或處決，此間台灣常有人突然失蹤，不時傳出冤獄，俗稱「白色恐怖」。
戒嚴的實施為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也提供了相對穩定的中央集權與現今社會基礎。戰爭驅使國民政府在戒嚴時期推行耕者有其田與三七五減租等戰時政策及十大建設等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與基礎設施建設，台灣產業形態由農漁業爲主轉為以輕工業製造與商業服務業為主，人民所得與生活水準均顯著提升。
戒嚴使共產主義在台灣無從發展。國民黨政府官方亦積極宣導反共意識形態及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貪汙腐敗無民主的形象。
戒嚴令的解除
民國69（198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開始出現要求徹底解嚴運動，尤其以1986年5月19日尚未成立的民主進步黨於台北市中山堂舉行的519綠色行動最重要，要求「只要解嚴、不要國安法」、「百分之百解嚴」等訴求。
1987年（民國76年）7月14日，總統蔣經國頒布總統令，宣告台灣地區自同年7月15日凌晨零時起解嚴，解除在台灣本島、澎湖與其它附屬島嶼實施的戒嚴令（簡稱「解嚴」），在台灣實施達38年又2個月的戒嚴令自此走入歷史。國防部也對237位於戒嚴時期遭軍法審判的民眾予以減刑或釋放。而金門縣、連江縣的戒嚴（戰地政務）則到1991年（民國80年）宣布金門縣解嚴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廢止改行地方自治後才解除，共長達近43年。
台灣電影歷程（政治的影響）
政治宣傳（45年—60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民國政府接收台灣。1947年2月，一件私菸查緝事件引爆本省人長久以來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情緒，導致激化為省籍衝突的「二二八事件」。1949年，中國共產黨解放中國大陸，潰敗的中國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連串混亂的政治性事件卻令台灣經濟持續停滯不前。
1950年代，為配合政府政治策略的要求，「三大公營片廠」（台灣省電影製片廠、中國電影製片廠、農業教育電影公司）陸續調整架構，政府再透過相關法律的限制，以及意識形態的鉗制，全面進行對電影的管理和掌控。此時期，台灣電影幾乎配合「反共抗俄」的政治路線，完全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創作內容乏善可陳。
當時在「國共對峙」與「美蘇冷戰」的特殊情況下，台灣民眾在鬱悶的局勢中，找到了引起本土共鳴的電影文化，台語電影興起。
創新製作（60年—78年）
1960年代，台灣海峽情勢略趨穩定，整體社會氣氛比以往略為輕鬆，加上台灣經濟得到美國支援，台灣經濟開始發展，民眾生活大幅改善。1963年3月，中央電影公司新任總經理龔弘提出「健康寫實」的電影製作路線，以及歐美寫實電影的拍攝風格，但要避免暴露社會黑暗面的審議規範，這種特意「隱惡揚善」和宣揚「人道關懷」的作法，頗受台灣市場歡迎。這番創舉帶動台灣電影的製作水準，也開拓了電影輸往海外華人市場。
另外，台灣作家瓊瑤的小說紛紛改編製作的電影，大量導入新興的「愛情」與「悲情」元素，因而擴展了台灣電影的視野。在這時期，台灣電影如雨後春筍般快速興起，壓迫台語電影市場，使其逐漸走向沒落。
1970年代，在行政院院長蔣經國主導下，台灣逐步進行「十大建設」，加速經濟發展。此後，台灣社會從農業社會轉形為工業社會，大多數台灣民眾的經濟變得寬裕，電影開始發展回應社會需求的愛國電影、愛情電影、武俠電影、功夫電影及喜劇電影之主流作品，成為民眾的娛樂之一。但之後，這些作品由於一成不變，創作內容墨守成規，逐漸被觀眾排斥，加上台灣市場陸續輸入美國電影和香港電影的放映，更令台灣電影雪上加霜，幾乎全面跌入谷底。
電影改革（78年—82年）
1978年6月，中央電影公司總經理明驥重新調整製片的規劃方向，訂定「加強政令宣傳、促進海內外影人合作」的目標。
1980年，行政院新聞局開始從事提高台灣電影藝術性與國際性的工作，指定中央電影公司以電影改革為出發點，進行一連串人事變更：聘請小野為中央電影公司製片企劃部副經理兼企劃組長，聘任新生代編劇吳念真擔任創作。從此，台灣電影擺脫過往的創作風格，劇情取材更為貼近真實的社會現況，開始選用非明星級演員或非職業演員，採取自然寫實的拍攝方式，建立新的電影形式及電影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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